1958年6月，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前往视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当时那段时间中苏关系恶化，军队内部正在开展反苏联教条主义的运动，来到哈军工也是为了清除现有的工作中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。

就在谭政大将正在会议上讲述他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时，有一个人突兀地在一群奋笔疾书记录的干部中站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谭政同志，我们学校的教学，都是理论结合实践，融合起来制定教学计划的，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说我们是教条主义，这对老师对学校，都是不公平的！”

此人对谭政毫不客气的回怼，吓坏了一众领导干部，大家都提醒他先听谭政讲完，后面再好好提自己的建议，眼见没人支持自己，他一拍桌子，震天响声过后直接独自一人离开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与他关系不错的都担心他会受到严厉处分。

然而，谭政出乎大家意料的宽容，事后不仅没有责怪当众给他难堪的人，还非常理解对方的观点，其实，谭政也知道目前纠正教条主义的一些行为有些过头，只是他也要顾全大局，不能完全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。

朝谭政拍桌子的人叫作徐介藩，当时他只有大校军衔，就敢对开国大将谭政拍桌子说出自己的意见，可见是一个性情耿直、刚正不阿的人。

好在谭政也是个拥有坦荡胸怀的人，这件事过后，徐介藩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为难，还在三年后成功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为我国培养军事人才，发展军工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其实，徐介藩早在1926年就入了党，是元老级党员，不过，他没过多久就出了国在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，还在苏联参加过多次战争，立下过不少战功，直到1948年才回国。

徐介藩是优秀的航空人才，在苏联工作期间曾多次受到过嘉奖，但他始终心系祖国，在得知日军侵华，国土遭受战火侵袭之后，他递交了辞职书，想要回国，投身抗日战争。

只是经过多方考虑，组织上还是决定先让徐介藩留在共产国际工作，期间，徐介藩一直心系国内抗战的情况，后来他读到了毛主席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，热血激荡，对抗战的未来充满信心，并且万分坚决地支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，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好在徐介藩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性格，变得唯唯诺诺，事实也证明，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，换来的并不一定都会无理的责罚，如果遇上的是谭政大将这样的人，反而会因为有理有据而得到欣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苏建交，徐介藩就任中国的外交官，果断退出了苏联国籍，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。

1951年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苏联派了军事顾问来到前线协助指挥，一开始有毛岸英作为翻译，双方关系很是和谐，但是，毛岸英牺牲后，后来的翻译员水平不足，导致我方指挥官经常与顾问常常会产生误会和摩擦。

不得已之下，彭德怀致电国内要求派更好的翻译员过来，经过周总理的安排，徐介藩前往朝鲜前线，他的能力出众，不仅能很好地尽到翻译的职责，还能帮助彭德怀处理军务，就连彭老总都对他赞扬有加。

新中国建设时期，人才紧缺，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束，陈赓大将又看上了徐介藩在航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，将人调回了国，哈军工最初创建的时候，经费紧缺，陈赓将经费都用到了教学楼和教职工的宿舍上，还引起过部分领导干部的不满，对此，徐介藩从未有过任何意见。

甚至在陈赓找他，提出让经验更丰富的唐铎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，由他担任装甲工程系主任时，徐介藩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和不满，只表示坚决服从命令。

此后，他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住在狭小的没有供暖设备的简陋平房里，认真研究并制定教学计划，提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原则，不仅要重视技术的学习和培养，更要注重战术的灵活机动。

干一行爱一行，后来，组织上让他再去从事航空学院的教学时，徐介藩拒绝了，他不想在装甲工程的教学上还没有建树，又去做别的。

徐介藩一心扑在教学上，始终对自己旅居国外多年，未能为祖国做更多贡献而耿耿于怀，哪怕资历深，晋升慢也毫无怨言，只想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些实事。

也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心态，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和研究的步伐，最终和团队一起，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陆两栖坦克，如他所愿，为国家为军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徐介藩的一生，是兢兢业业、奋斗不止的一生，也是刚正耿直、坦坦荡荡的一生，值得后辈去学习和铭记。